可惜的是，不懂中国文化的老外可能不这样看。

所以，均贫富不仅行不通，也是极为有害的。１９９４年为２９比１。

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过多次机构精简，而每一次精简过后，必然带来更加严重的膨胀，膨胀－精简－更膨胀…，形成一种螺旋式扩张。作为一名商人，胡雪岩是很有经营才干的。他有权决定公关费用的支出（公关费用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用于行贿－－尽管是为企业的利益而行贿），并用公关费建立与他个人有利的社会关系。1995年，国家工商部门检查了50万家企业的合同签订情况，发现不合格的合同35万份，涉及金额291亿元。没有风雨雷电，没有日月星辰，没有阳光温暖。

胡雪岩则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还带有相当强的封闭性。现在，中国主动扭转国内的结构矛盾，并不意味承认这场全球性危机的责任在中国。

该比例国际上一般为5-7%。因此，只要我们的政策调整及时、到位，中国经济理应能在克服经济复苏基础中的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方面，比其他国家做到更好。可以通过制度改革，以释放更大的消费能量。但对于房地产金融，在房地产市场和税收等机制尚未理顺之前、目前资产价格投资或投机氛围却又较浓的时期，仍不宜轻易松动政策。

特别是城镇化率水平的提高，更多的是上述各项结构调整政策的实施结果，是提高居民消费率的载体。1.毫无疑问，首先应尽快提高国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确保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让国民无后顾之忧。

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已由改革开放初的45%下降到了近年的35%。美国决策失误和美元制度是这场危机的真正元凶。其实，此观点早在伯南克入主美联储之前的2005年已在散布。因此，我们应该理直气壮，不能怕被人抓住口实，而恰恰耽误自己的发展大业。

三是有利于扭转国进民退趋势的发展和引导民间资金的合理投向，包括扭转国企资金积累充裕——投资资产市场——助推资产市场泡沫的现象发生。我想现在主要不是讨论消费是否被低估的问题，而是既使是被调高评估，如果明年外需仍提高不了多少，投资高增长又难以长时期维持，总量增长怎么办？这是问题讨论的实质。前者是因，是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后者是果，是总量结构问题的直接表现。10.有计划地逐步减持各类国企（包括地方国企）中的政府持股比例。

这些确是事实，中国今年消费与去年消费比，历年消费自身相比，消费确实正出现逐步提高的态势。7.细心研究人均GDP在3000-5000美元期间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和人口逐趋老龄化中的消费需求，鼓励政府资金引导、与民间资金捆绑使用，并以税收、房建、医院改革等多种政策优惠支持，大力发展直接服务于消费的服务业。

讲城乡结构，更多的是讲在一定的投资、消费总量中，如何向农村地区、落后地区倾斜，直接涉及更多的是投资分配、投资本身内部的结构和社会福利的公平问题。2007年，44%的纳税适用税率为20%，缴纳税额却占全部工资个税总收入的44%，确实有些偏高。

美国是中国的重要出口国之一。所以，关键仍要看政策量化的取向和力度。（2）但系统中诸多结构失衡中的某个结构失衡并不必然具有总量上的直接意义。通过对低收入群体加薪，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3.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目的是提高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收入的中产阶层消费能力。收入分配失衡是形成高储蓄、低消费这一总量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管从各国的发展道路看，还是从中国实践和理论上看，都能求证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仍需要保持一定水平的高投资率和出口。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复苏趋势中，关于结构调整的讨论和呼声日益提高。

但是，恰恰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为什么推动我国总储蓄率从1996年的36%上升到2007年的51%，不是居民部门（11年中居民由19%提高到22%，仅提高三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同期印度的24%），而是政府和企业部门（两部门11年中由17%提高到29%，提高了12个百分点，对总储蓄率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也就是说，研究提高中国居民消费率，一要研究如何促进居民储蓄向消费的转化，二要研究如何进一步缩减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率，从而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使居民在相对更高的收入水平基础上提高消费率。至于上面涉及的多数结构问题，有的属于投资分配的问题，有的属于改善投资效率的问题，都不是总量意义上的主要结构问题。

6.实行有区别的消费信贷政策。至于收入分配结构问题，属于改善消费结构和存在一定意义上提高消费水平的问题，但从总量意义上讲，收入分配问题本身也不直接构成总量中变量之间失衡的直接表现

一是中国金融体系市场化功能的建设是否全部落户于上海？我们知道，集中体现市场化金融体系的金融市场功能内容是丰富而多方位的。其次，重视发展金融，可以提高当地金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有利于改善当地的产业结构，扩大当地就业。以金融业为主的香港是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继续保持香港的繁荣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其次，地方政府抓金融，重要的应是采取有效措施突破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金融瓶颈，加强当前可能做到的金融业务创新和机构创新，而不应该去追求不切实际的、国家金融战略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一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目标。

目前中国金融分支机构的设置原则和程序已经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一个金融机构设置分支机构，须经董事会严格的审批，有一套严格的考核指标。相信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以传统存贷款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优势将会逐步弱化于以资本市场功能为主导的金融优势，那时，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将会进一步凸现。

市场化改革初期，对市场化金融体系建设不甚清楚，自然谈不上金融发展战略目标的选择。而一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除受经济因素制约外，同样不排除会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当国家金融战略过渡期结束，即中国资本市场完全放开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逼近美国的经济总量(特别是从购买力平价看)，反映实体经济规模的人民币资产规模将出现今天人们意想不到的发展规模。但必须认识到，在国家统一的金融市场运行规则主导下，在全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基本布局完毕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强调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已经往往不是强调体现金融中心主要功能的货币、外汇、证券市场功能的金融中心建设，而是强调扩大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和一些个别产品的交易，并以此吸引金融机构到当地落户。

面对这样挑战性的环境，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没有完全放开，改革仍然处于艰难探索的历史时期。这并不影响把上海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这一战略定位。同时也认识到，金融中心城市往往形成于一国或某一区域范围内的经济发达地区。因为当前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直接与间接的融资结构以及金融深化仍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围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中国金融开放也处于发展过程之中。

因此，在目前的历史过渡期内，上海要集中精力抓紧推进境内以人民币为主的金融市场建设，支持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做好人民币区域化过程中境内、境外资金交易管道和制度的建设，并充分理解建设好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有助于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今天，在涉及金融的GDP和就业结构指标方面，也许上海不如北京，但我认为，从体现金融市场本质的三大功能来说，从体现金融主要功能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交易中心的功能来说，目前个别结构指标的落后并不会动摇把上海建设为中国国际金融中心这一战略的决心。

随后，统一的中国货币市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黄金交易所、中国银联、金融期货交易所、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运行等纷纷落户上海，各大金融机构进军上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也在上海设立了上海总部。而是应该集中精力和财力，在国家统一法规下抓可能做到的金融创新，多办实事。

不管是纽约、伦敦，还是新加坡，其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不外乎有两条路：一是随着当地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而自然形成，另一条是通过政府的有意识推动，比如新加坡。经过十几年的探索，政府已逐渐认识到，建设金融中心城市是推进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必需。